国家权利介入对于企业的行为是大的扭曲，尤其是国有股份占多的情况，可能会变成利益集团实现目标的工具。
其次，政府要强化监督职能，对市场上出现的不正当竞争问题进行强力干预，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建议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需要积极采取行动，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软实力基础、面向东西两个世界进行合作、以建设性和渐进性方式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进程，争取抓住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会，为未来经济发展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
在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下，中国应当为营造一个有利于从低端结构经济向高端结构经济转型的外部环境而努力，应当尝试改革国际经济规则，改善外部体制环境，应当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责任。2012年的前两个月里，中国全部领域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47%。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将为世界贡献出惊人的购买力，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需求，进而满足国内就业压力的需要，这一点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迫切需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出发点所在。鉴于量化宽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处于危机中的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资金注入。首先，政府要转变行政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活力。
鉴于TPP对中国未来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在影响，确定有关TPP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改变美元的核心地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因为如果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使各国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美元的锚定作用将会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政府在政策设计时显然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比如资质管理上需要避免放开权限导致的无序竞争、各种投机套利行为以及刺激过剩产能增长，一定的准入门槛和监管是必要的，但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开各种资质准入也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石油公司是国家实施能源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屏障。国内的媒体和公众也喜欢带着骄傲的口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谈论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并没有看到这是中国企业实力增长和石油工业日益成熟的外溢效应，一味强调国家的力量，殊不知这恰恰落入了西方构造的"中国威胁论"的口实。他说，"石油从地下被采出时并没有印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而是在需求和价格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全球流动。一种是，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由此中国石油企业迈出了海外发展的步伐，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能源消费上升，中国石油企业进一步加大了海外并购力度。
石油企业在"走出去"之后，通过发展勘探开发业务或者参与合同区块，会带来产量的增长。中国石油企业作为国际竞争的后来者，必然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紧密跟随全球化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但是，直接"保供"和间接促进能源安全显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主观和客观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不光是开展油气勘探，还包括工程服务等各种业务，通过在业务所在地带动就业、拉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与资源国的互利共赢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以往罕见的。明斯基思想的逻辑关系大致可以概括为：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其微观基础便是金融不稳定性，即借款人和贷款人的风险波动。
在明斯基看来，整体经济的稳定性便取决于上述三种融资行为所占的比重。因此，应该客观与理性看待当前中国经济下滑与结构转型中的矛盾，风险意识固然重要，过度悲观反倒不必，只要坚持北京三中全会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总基调不变，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措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7%的增速，"明斯基时刻"可以避免。如此背景之下，中国"明斯基时刻"已然到来等"唱空"声音不绝于耳。 何为"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时刻"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的名字而命名。
仅就当前债务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作出努力。投资性融资者的现金流出有时会超过现金流入，必要时需要通过发新债来弥补资金缺口。
从中国最高经济决策层发言来看，最强烈的一个感受便是本届中国政府的危机意识空前增加，相比于以往一片大好的乐观言论，此次几乎每个高层领导的演讲都有相当一部分谈及风险与不确定性，无论是海外经济、地缘政治挑战，还是国内产能过剩、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推进面临的难度，领导人似乎更为开诚布公，希望通过搭建平台，与各界一起找寻化解问题的方法。从经验可知，政策失误往往发生在过于自信，认为不可能出现危机之时。
显然，从3月底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改革的措施来看，这点也已达成共识。 金融危机往往催生新的危机理论。从决策层最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以及各地国企改革大幕拉开，便可见这一进程已然加快。如今，伴随着政策逐渐由应对危机时的过松转为稳健，风险点也逐一呈现。第三，深化改革的措施持续推进，有助于释放改革红利，避免危机。再看杠杆率方面，从M2/GDP（广义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截至2月底，M2余额已经达到113万亿元，较10年前翻了5倍多，M2与GDP比重激增至200%。
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2008年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则使得经济学家明斯基的思想变得甚为流行，部分学者倾向于用明斯基思想的核心观点，即金融因素对投资波动与金融周期存在决定性影响来解释危机的爆发。具体来看，早前"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大规模流动性投放，造成了如今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泡沫积聚、影子银行迅速扩大等局面。
此外，根据中国社科院李扬所做的中国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是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较高，约为58.67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13%，在所有统计国家中高居榜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也有诸多利好与潜力之处，笔者认为避免大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来源于以下三点：中国决策层史无前例的危机意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改革红利。
二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债务杠杆率。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最为关键的，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防范危机。
而庞式融资者的现金支付承诺在几乎所有时候都超过现金流入，不仅无法归还本金，就连利息支付都很困难，只有不断地借新还旧。 中国是否临近大危机前夜？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诸多矛盾，是否就可以认为是大危机的前夜？笔者认为，仅凭上述几点就做出这样的判断难免过于草率。 中国已经出现"明斯基时刻"典型特征？ 如果依据上述"明斯基时刻"的特征来判断，当前中国金融体系与经济运行确实孕育着很大风险。现在回顾来看，虽然上述年份中国经济遭遇了极大的国内外挑战，情况远比当前危急，但最终在中央政府强有力领导下的财税、银行及国企等多项改革措施，决策层也引领中国经济最终重回了稳定与快速发展之路。
可以说，诸如上述改革还有很多，潜力仍然很大，一旦加快推进，所能带来的红利显然不容小视。基于明斯基思想而被后人广泛讨论的"明斯基时刻"，便指的是一个经济体投机性融资活动与庞式融资活动占比较高之时，债务不断攀升、杠杆比率大幅提高，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稳定，就有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以资产价值崩溃为标志的时刻。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一方面，正如中国决策层强调的，中国经济如今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和压力较大。上述三点，笔者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在上篇专栏文章《中国改革的"解与未解"之惑》中，已经略有涉及。
例如，今年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城市爆出房屋降价现象，这在以前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几乎闻所未闻。据此观察当前中国经济，今年显然开局不利，特别是部分城市出现房屋资产价格出现掉头向下之势，影子银行风险也接连暴露引发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此外，影子银行风险亦不容小视，特别是接近10万亿的信托规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集中于矿产、房地产等高风险行业，伴随着经济下滑，这部分必然是今年金融风险的集中点。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明斯基及其思想可谓名不见经传，一场金融危机的到来，却使得明斯基的"金融凯恩斯主义"观点扶摇直上。其次，是通过近阶段的观察，笔者也感受到本届政府对整体局面的把握与掌控能力强，这从反腐倡廉、强化财政约束、成立深化改革小组等诸多措施中都可窥见。一是通过创新、兼并重组等化解产能。
在此过程中，当然还需要决策层更大的决心与执行力，而这从目前来看，笔者仍是谨慎乐观的。那么，中国是否处于大危机的前夜？在笔者看来，情况或许并没有如此糟糕。
三者的区别在于：套机保值融资者在通过债务融资后，每个时期期望现金流入远大于其现金流出。相比于凯恩斯理论强调投资波动是总需求波动的主要来源，明斯基更为看重金融因素--也就是金融机构的行为、企业平衡表状况、融资成本和融资渠道等在投资波动中的关键作用，他认为离开金融因素就无法解释投资的易波动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
此外，个别房地产商也爆出资不抵债的情况，房地产市场似乎面临严峻挑战。明斯基将经济中的融资行为分为三类：套期保值融资、投机性融资与庞式融资。
